司空见惯的各类地名，不仅指示特定自然地理空间或人文地理实体，而且附有口碑、形象、品牌等无形财富，成为历史记忆乃至文化遗产。具有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，更是能昭示一个地方的魅力。

谭汝为主编《天津地名文化通论》，已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，煌煌近八十万言，专辟《天津地名保护》一章，论及天津的地名文化建设、历史地名变化、历史地名保护实践和经验等，为天津历史地名保护奠定了理论基础，指示了方法途径，堪称独具只眼。

谭汝为指出：“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，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，也是地域民俗文化的典型体现。”天津老城原有大费家胡同和“费宫人故里”牌坊，承载着明末费宫人史迹，因被戏曲舞台不断搬演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。如今胡同与牌坊踪迹全无，即便天津人也已知者寥寥。这个天津少有的原生故事，随着地名载体的消逝，正被历史逐渐淡忘。虽说将来还可钩沉文献，但缺少现实地名依托，故事已经没有了“根”。与费宫人故里相反，天津鼓楼拆除得很早，2001年原址重建，梅小树名联“高敞快登临，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；繁华谁唤醒，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”再次悬挂。虽然新的鼓楼去原貌甚远，但鼓楼之历史却在悄然复活，其文化内涵正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。

地名与历史相伴相生，保护历史地名对于保存文化尤为重要。至于丢掉久远的地名，无异于丢掉鲜活的历史。天津历史地名的大量消失，带走了诸多城市记忆——固然有的是癣疥之痒，但有的则是切肤之痛。天津老城原有三百余条胡同，如今胡同肌理和名称全部消失，城里的上百处名人旧居和世家大院，即使确认相对位置都很困难了，更遑论所附着的历史信息。为了保护天津历史地名，《天津地名文化通论》认为“历史地名的继续使用是最好的保护”，同时提出关注派生地名的使用、与地名实体保护相结合、与商业开发利用相结合等保护措施。

地域无论宽狭，都承载着历史，而历史需要证据来宣示——除了文献中的书证，现实中的物证也同样重要，而活着的地名就是特殊物证。只要地名还刻写在碑石铭牌上，人们就很容易找到接通历史的快速通道。比如海光寺，庙是没有了，但只要看到地名，人们就能想到诗僧成衡，想到来此的康熙和乾隆，想到《天津条约》和天津机器局，想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和海河浮尸案……而天津历史上有名的陈家沟子、粮店后街、紫竹林、小西关等，这些地名今已近于消亡——现在的人或许还能大体指其方位，但几十年上百年后呢？

在城市快速更新过程中，旧有地名常被弃之如敝屣。其实，保护历史地名与现代社会发展并不矛盾，具体方法更是可以多元。南京有处居民区叫皇册家园，现代感与历史感相得益彰。这里原称黄（皇）册库，是明代保存档案之地。天津的水西公园和问津园，园林本身和具体景点命名，大量接续天津旧有传统，可谓传承文脉的典范。作为历史名园的北宁公园，2010年提升改造，新增慰廷桥、任公桥、息霜桥、止庵桥、仲儒桥、世奎桥、文郁桥、白羽桥、南圭亭等名目，这些景观地名虽非旧称，但延展了河北区域的历史，有效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，可以说是历史地名保护的补充。此外，对已经消失但重要的历史地名，可用树碑、挂牌或其他形式进行介绍，如果择地适宜且设计得当，甚至可能转为城市景观。

谭汝为认为：“地名不是纯粹的地理现象，而是典型的社会现象、文化现象和民俗现象。地名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，是民俗心态的形象反映。”冯骥才谈及城市地名更是充满感情：“城市是有生命的。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，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，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。”准此，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，尽量保留底蕴深厚的地名，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，更是对所承载历史的尊重与敬畏。

来源：2022年10月17日 今晚报 第8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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